第502章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
《今天，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这样写的：
【如果战争可以用枪炮和鲜血摧毁一代人的信念，那么金融危机就能用数字和债券完成同样的事，甚至更彻底。
因为子弹只杀死身体，而破产杀死希望！
1870年，我们在色当输掉了一场战争；1882年，我们在证券交易所输掉了另一场。
区别在于，这次我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
……
“联合总公司”破产了，但比银行倒闭更可怕的，是对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们曾经相信，努力工作、谨慎投资、持有国家年金，就能安稳地度过一生。
我们嘲笑投机者，鄙视冒险家，以为自己是法兰西坚实的脊梁。
可现在呢？年金从83跌到79，还会继续跌。铁路债券成了废纸，殖民地开发债更是笑话。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妇、退休公务员、教师，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相信了这个国家给的承诺。
这不是他们的错——
错的是那些把年金变成赌桌筹码的金融投机者！
是那些用‘稳健’包装贪婪的机会主义银行！
是这个软弱到纵容这一切发生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
道德堕落了，政治堕落了，只剩下普通人承担代价！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这篇社论巧妙地将文学形象与现实困境捆绑在一起，让每个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的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代入雅克。
他们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颓废：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给谁看？努力又有什么用？
《费加罗报》的销量再次飙升，街头巷尾，咖啡馆里，沙龙中，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篇社论。
而在《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栏，在保守派报纸《高卢人报》的评论版，在沙龙和俱乐部的私下交谈里……
指责《太阳照常升起》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现在是什么时候？人心惶惶！这种书还在那里宣扬一切都是虚无？它正在毒害公众的信心！”
“写这种东西是不负责任的！人们已经够绝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来一片灰暗！
“索雷尔先生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不是觉得，看着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储蓄、相信国家的人梦想破灭，很有趣？”
————————
“双偶”咖啡馆，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尔是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教师，坐角落，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已经凉了。
他只是盯着桌上摊开的《费加罗报》，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下跌箭头，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邻桌两个年轻人在低声交谈，声音飘过来。
“……我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来指望卖掉一部分，给我堂妹置办嫁妆。现在？”
后一句话没说，但意思很清楚——现在不行了。
皮埃尔听着，浑身发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刚好够他体面地生活，偶尔来坐坐，再看几场不太贵的戏剧。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他总跟学生们说：“孩子，要谨慎，要为未来打算。”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可现在，他自己的“未来”像一块被虫蛀空了的木头，看着还在，轻轻一碰，里面全是粉末。
他抬起头，目光掠过咖啡馆里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张空着的桌子上——小说里，那是雅克·德·巴纳常坐的位置。
之前读《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那是个遥远的故事，关于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败。
那些迷惘、空虚，虽然让他感到不适，但终究隔着一层。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问题，是战争的后遗症，是年轻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种“不适”实打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里。
不是精神层面，是每日的面包，是下个月的房租，是原本计划好的、去南方度过夏天的微薄预算。
“年金”，终身稳定的想象，被一张破产银行的公告轻易撕碎。
皮埃尔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句子：“我做对了一切，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然后头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起来。
他谨慎，他节制，他储蓄，他相信国家公债是最坚实的基石，他做对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报纸，《太阳照常升起》的连载一周前就结束了，文学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说。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个下午四点才醒来的雅克·德·巴纳。
那个雅克什么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无意义。
以前，他觉得那是颓废，是放弃。
现在，一个冰冷的念头钻进他心里：我们嘲笑他迷惘，可我们的“不迷惘”，建筑在什么东西上？
建筑在一张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债券上！
皮埃尔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
太阳其实还在，被云层挡着，透出一点有气无力的光。
太阳照常升起，可很多东西，已经照不亮了。
于是他暗骂一声：“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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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区一个中产家庭的小型沙龙里，气氛压抑。
男主人亨利·莫罗是一位律师，刚刚损失了名下近三分之一年金的市场价值。
他的客人们——一位医生，一位建筑师，两位政府部门的科长——或多或少都受了波及。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太阳照常升起》上。
医生埃米尔首先发难，他挥舞着手臂：“我早说过，这本书有问题！它散播的是一种精神的瘟疫！
现在好了，连带着现实也跟着一起变得糟糕起来！”
建筑师维尔迪阴沉着脸：“现在回想起这部小说来，就像往伤口上撒盐。不，是撒毒药！”
亨利·莫罗喝了一大口白兰地：“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我现在躺在床上，脑子里会冒出那个雅克的脸。
他那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以前觉得他可鄙，现在……现在我却有点理解他了。”
他环视众人：“如果我们几十年小心翼翼规划的生活，一场风暴就能轻易掀翻，那我们的‘谨慎’算什么？
我们的‘节制’算什么？一场笑话吗？如果雅克那种活法是错的，那我们这种活法，又对在哪里？”
沙龙里一片死寂。这个问题太重了，没人能回答。
亨利·莫罗猛地放下酒杯：“都是这本书的错！还有那个作者！他让人没法再相信……没法再相信一切了！”
迁怒于作者，成了他们宣泄恐惧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莱昂纳尔·索雷尔，在他们眼中，从一个描写迷惘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不是因为他制造了危机，而是因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国家信誉担保的安全感，让人们无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时候，是法兰西必胜的口号；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于是他们开始称呼莱昂纳尔为“不祥之人”，说他“预言了灾难”，或者“正因为他，市场的信心动摇了”——
尽管这毫无逻辑，但在恐慌的情绪里，这种论调还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龙里所有人都暗骂了一声：“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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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机爆发前，亲身经历过普法战争的退伍军人，是对《太阳照常升起》感受是最复杂的一个群体。
小说里罗梅罗与雅克的对比，曾让他们感到强烈的羞辱和被冒犯。
西班牙斗牛士的“坚硬”，映照出他们被战争或战后失落感“泡软了”的处境。
贝尔特对罗梅罗的迷恋，更像一记无声的耳光。
但年金危机之后，微妙的变化发生了。
在一家廉价酒馆里，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围坐在木桌旁，他们都是退伍兵，如今干着不同的营生——
码头搬运工、仓库看守、未成名画家的模特。
战争留给他们的除了糟糕的记忆，还有或多或少的伤病和与社会脱节的感觉。
一个叫吕克的说：“联合总公司倒了。”他缺了两根手指，是在梅斯城下丢的。
另一个叫马塞尔的说：“听说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人，哪有年金可以损失！哈哈。”他腿有点瘸。
吕克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我昨天又把《太阳照常升起》翻出来看了。看到雅克坐在咖啡馆外，等太阳升起那段。”
马塞尔嗤笑一声：“看那玩意儿干嘛？添堵？”
吕克摇摇头：“不是添堵。是……突然觉得他妈的有点对。”
他抬起头，看着同伴们：“我们输掉了战争，对吧？报纸上说，我们以后要复仇，要振兴。我们也信过。
可这么多年了，除了口号，我们得到了什么？工作？体面？女人的尊重？”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现在连他妈的‘努力就会有回报’这种话，听起来都像放屁。
那些老头子和寡妇，努力了一辈子，攒了点年金，说没就没了。我们呢？我们连努力的方向都找不到。”
酒馆里更安静了，远处传来醉汉的哼唱声。
马塞尔盯着桌面，良久，才闷声说：“雅克那家伙，他至少不骗自己。他比我们早认输。”
这句话让这些男人纷纷点头，他们不再把雅克·德·巴纳仅仅视为一个文学人物，一个失败者典范。
他们开始在他身上看到一种令人心悸的“诚实”——第一个不再假装“一切会好起来”的人。
莱昂纳尔·索雷尔，在他们这里，获得了另一种评价：“他说中了，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但是他们也暗骂了一句：“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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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整个巴黎城都在骂莱昂纳尔“该死”的时候，四月十五日的清晨，报童的叫喊声格外嘹亮——
“号外！号外！《小巴黎人报》史无前例，四版连登！”
“莱昂纳尔·索雷尔新作，《老人与海》！”
“振奋人心之作！不看不是巴黎人！”
几乎所有读者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扔给报童5个苏，买下一份《小巴黎人报》。
只见这份大众报纸，从头版开始，就被一篇小说覆盖了，标题正是——《老人与海》！
标题下面则与《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是一行题记，同样是一句话：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
（两更结束，谢谢大家，求月票！）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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